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要当好皇帝，首先必须使百姓能够安定地生活。如果以损害百姓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像割掉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一样，肚子填饱了却命归黄泉。若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先加强自身的修养，世上没有身正而影歪，统治者将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而社会却动荡不安的道理。我时常在想，使自己受到伤害的其实并非是外在的事物，而都是因为自己贪得无厌所导致的。如果一个人贪图口腹之欲，沉溺于声色犬马，贪欲越多危害就越大，这样既妨碍国家政务，又损害百姓的利益。如果又有人散布妖言、蛊惑民心，那么百姓就会人心离散，怨声载道，叛乱也会接踵而至。我每次想到这些，就不敢再懈怠和放纵了。”谏议大夫魏徵听后，回答说：“古代圣明的君主也都是先把自己身边的事做好，进而推己及人，用这些好的方法治理国家。过去楚国国君聘用詹何，向他询问治国的关键所在，詹何告知，国君应掌握修身之术。楚王又问该如何使国家安定，詹何回答：‘没有听说自身行为端正而国家动乱的道理。’陛下这些对治理国家的理解，其实与古代圣明的君主是相同的。”
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徵：“怎样才算是贤明的君主，怎样才算是昏聩的君主？”魏徵回答说：“所谓贤明的君主，就是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所谓昏聩的君主，就是听信谗言、偏听偏信。《诗经》上说：‘远古先民说过这样的话，治国者征求砍柴人的意见。’过去尧舜治理国家，广泛接纳天下的贤才，体察天下民情，听取百姓意见。因此，尧舜这些圣明的君主能够无所不知，即使像共工和鲧这样的人，也不能蒙蔽他们，花言巧语也不能使他们迷惑。秦二世深居宫中，他疏远贤臣和百姓，而信赖赵高这样的小人，甚至到了天下大乱都还不闻不问的昏庸地步。梁武帝宠信朱异，最后在侯景起兵叛乱时仍浑然不觉。隋炀帝重用小人虞世基，当各路叛贼纷纷攻城略地、国家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却不知道。所以，英明的国君应广开言路，贤能的人才才不会被埋没，百姓民情必然能够上达。”唐太宗对这些话十分赞同。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对曰：“天地草昧，群雄竞起，攻破乃降，战胜乃克。由此言之，草创为难。”魏徵对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授人与，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太宗曰：“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徵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
贞观十年，唐太宗问身边的侍臣：“帝王的基业，创业和守业哪个更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回答说：“在天下混乱的时候，群雄并起，只有用强大的武力攻破他们，才能使之投降，只有通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才能将他们击败。由此看来，创业比较难。”魏徵答道：“新帝王的崛起，必然开始于上一个朝代的衰落和动乱，此刻推翻昏聩的旧王朝，百姓都拥戴他，四海之内也会归顺他，符合天意，人心所向，得到天下并不困难。然而得到天下之后，君王开始变得骄傲自满，骄奢淫逸，百姓向往休养生息而徭役却毫无休止，民生凋敝而帝王的豪奢之事却不见停息，国家的衰落，都是由这些引起的。由此看来，守业更难。”唐太宗听后说道：“过去房玄龄跟随我平定天下，备尝艰辛，九死一生，所以深知创建基业的艰难。而魏徵帮助我治理天下，担心我因为骄奢淫逸而重蹈前朝灭亡的覆辙，所以认为守住基业困难。创业再难现在已经成为过去，而守业的艰难，才是朕和众爱卿今天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疏曰为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雄，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外示严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绝，为天下笑，可不痛哉！
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远肃迩安，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俭，追雕墙之靡丽，因其基以广之，增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知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救火，扬汤止沸，以暴易乱，与乱同道，莫可测也，后嗣何观！夫事无可观则人怨，人怨则神怒，神怒则灾害必生，灾害既生，则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全者鲜矣。顺天革命之后，将隆七百之祚，贻厥子孙，传之万叶，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徵上奏疏说为我观察各个朝代盛衰的变化，发现自古以来，每个帝王都是承受天命创下基业，都是用武功与谋略使各路英雄归顺，然后用文治教化天下百姓。谁都希望创下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名垂青史，使自己的王朝流传百世，绵延不绝。但是能够传承下去而且最后有一个好结局的朝代几乎没有，各个朝代都相继衰败灭亡，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本，在于帝王失去了为君之道。殷商灭亡的教训犹在眼前，可以此为鉴。
过去隋朝统一天下的时候兵力是多么强大啊！三十多年来，大国的威仪不可一世。谁知道后来竟毁于一旦，叛乱一起，国家政权就拱手让人了。难道是隋炀帝厌恶国家安定，不希望社稷长治久安，所以就采取桀、纣那样的残暴统治，自取灭亡吗？肯定不是这样的。我看这是因为他依仗国家富强，为所欲为，不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所造成的。他在位的时候，役使天下所有人来满足他一个人的私欲，收集天下所有的宝物供他一个人玩赏，挑选各地美女供他一个人淫乐，寻找异域的奇珍供他一个人消遣。他居住的宫殿极其华丽奢侈，修筑的台榭无比瑰丽雄奇，这就必然造成徭役繁重，战争不断。再加上朝廷外部列强虎视眈眈，朝廷内部大臣险恶奸诈，这样，谄媚阴险的人必然青云得志，忠诚正直的人必然性命难保。整个朝廷上下，君臣之间都互相蒙蔽欺骗，心怀二志。民不聊生是大势所趋，国家四分五裂在所难免。就这样，至高无上的君王——隋炀帝，到头来为叛贼所杀，死于非命，他的子孙也遭此横祸，最终落得被天下人耻笑的下场，这难道不叫人痛惜吗？
可是，贤明的君主却能抓住每一个机会，挽救危难，让濒临灭亡的国家重新恢复正常，让废弛的礼仪法度重新发扬光大。但是，光靠一时的边境安定、国家安宁去维持统治，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停止战争，无所作为地维持现状，也难以统治百年。陛下，你现在住着豪华的宫殿，收藏着天下的奇珍异宝，举国美女在身边侍候，四海九州的人民尽听你的调遣。如果你能从历朝的灭亡之中吸取教训，总结我们夺取天下的经验，每日谨慎处理政务，不要懈怠，去掉商纣王的奢靡，抛却秦始皇的残暴，从富丽堂皇的亭台楼阁中看出危亡的祸因，居安思危，像禹那样克己勤民，那么治国之理自然融会贯通。这样，即使表面什么也不做，整个国家却仍井井有条，这是为君之道的最好方法。一般说来，如果要保住基业，不让它毁亡，就应该在兴国之后克己私欲，居住于旧时的宫殿，即使再想修建其他的宫殿，也要免去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将需求减至最低。华丽的建筑夹杂着粗糙的茅屋，玉石雕成的阶梯中有着土做的台阶，一心一意地让自己的俭朴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同时，必须时刻思量着为君为官者的安逸，百姓劳作者的苦累。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千千万万的人一定会为他的出现而感到高兴，万民景仰、听从他，这是为君之道的中等。如果作为君主不认真思考，不慎重考虑他的所作所为的后果，忘记了创业的艰难，夜郎自大，一味迷信依赖天命，忽略古代圣王恭谨俭朴的美德，大兴土木，一味追求靡丽的雕梁画栋，宫殿在原先的基础上不断扩建、修饰，乐此不疲，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这样，人们当然看不到他的德行，只见劳役，这是为君之道的下等。这种行为就像背着干柴去救火，用热汤去止住沸腾的水，用暴政代替淫乱，其实和淫乱是一样的，它的后果不堪设想，后人应该警惕啊！如果帝王没有什么政绩，则必然导致百姓的怨恨，百姓怨恨就会触怒神灵，神灵发怒必然使灾害产生，灾害既然产生，祸乱就必然紧随而来。祸乱一旦产生，自然很难收拾，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全生命的人太少了。帝王如果顺应天命，创立基业之后，将有七百年的兴盛时期，将基业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继承下去，江山不会易主。面对历史的教训，为王者对此难道不应该有所警戒吗？”
是月，徵又上疏曰为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