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脱离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

总括而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自由讲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创立者多为当世声望高卓的学术犬师，教学内容、方法、原则均由自己拟定、创新，教育观点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成一家之言，便可立为师门。《汉书·艺文志》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家讲求“清虚自守”，“君人南面之术”。阴阳家讲求天文历象；墨家贵俭、兼爱、尚同、非命，并重视应用科学技术的传授；而法家则以刑名之术，驯化学人。凡此种种，足见私学之一斑。

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春秋战国时期较为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聚徒讲学的教育大师，各私学大师均以己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吕氏春秋·劝学》谓“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所言即是指此。私学成为诸家学派宣扬自己的主张、“辩其谈说”的论坛和基地。一般来说，某家学派的理论越具特色，社会声望越大，吸引的生徒也就越多，生徒越多，也就越能扩大该学派的影响。思想家与教育家合二为一，是这时期私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各大私学与各派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将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推到了鼎盛阶段，而“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又大大提高了私学的教育水平。

是参议时政的论坛。私学大师们恪守自己的政治信条，描绘“治国安邦”的理想蓝图。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清议时弊，品评君主，设计未来。他们常常携其弟子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如孔、墨、孟、荀等私学大师终身均以匡正时弊为念，这反映了当时的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特点。

以教士、养士为职能。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智能，并产生智能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大小统治者都迫切感到用贤和得人的重要，《管子·霸言》总结这一形势：“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各国争士、养士蔚然成风。所谓“养士”，“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即招纳、供养士，以士为师友，让其发挥智囊的作用。率先用士养士的是齐桓公，他用管仲为相，养游士人，由于他善于养贤使能，便第一个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士在社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致使“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战国中期，一些封君为自立门户，也不惜重金延揽天下名士。“养士”的盛行刺激了私学的扩展。许多平民把读书做士，视为跻身仕途的捷径，纷然投师从教。私学与“养士”形成了相互依托，相辅而行之势，甚至有时两者又合二为一，战国时期荀子就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门下，公孙龙带弟子充当平原君的宾客。这在当时均是依养士之门而立教的显例。

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私学有一特殊的活动——游学，这也是私学突出的特点。私学大师多率其众徒游学于列国，“上说下教”，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孔子曾率弟子周游个诸侯国。孟子也是前呼后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出齐入梁，游学列国。荀子本人是赵国人，多次率徒游学于齐、楚、赵之间。其他私学大师也多如此。游学活动的展开，活跃了学术空气，扩大了学术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交流，拓宽了弟子们的视野。

总之，私学的产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对百家争鸣的出现，对历代私学的发展以及官学的改造，都有着深远影响。

稷下学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