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

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人选的。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故有“国手”之称。唐代著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围棋从唐代始，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陶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年)来唐人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楸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唐宋以后，围棋活动更为普及。诗词、民间传说以及戏剧等文学艺术品类中，有许多是以围棋为题材或涉及围棋的。如在元代杂剧中，就有不少剧本提到围棋，也有全剧以围棋为主线的。像李文蔚《破苻坚蒋神灵应》杂剧，在描写前秦苻坚与晋交战的故事中，就保留了十九字记谱法、五盘小棋势、二十四盘大棋势和围棋十诀等棋谱，反映了当时的棋艺水平。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王恽等绘《康熙南巡图·下围棋》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一中(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小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各手，以过百龄、盛大有、吴瑞澄等为最。尤其是过百龄所著《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看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说在施襄夏岁、范西屏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施襄夏著有《弈理指归》，范西屏作有《桃花泉弈谱》，这二部著述至今仍是围棋理论的重要著作。

范、施之后，棋坛上又出现了“十八国手”，然棋艺水平皆不如范、施。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棋活动亦一蹶不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行了余年的中国围棋游艺才始又复兴。

象棋

象棋，古称“象戏”，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棋类游艺活动。它的起源至今无从确考，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综合起来，不外以下几种，即创始于舜说，创始于周武王说，《易经》起源说，创始于汉代说，印度传来说及创始于先秦说等等。把象棋的起源归功于某个人，这是英雄崇拜的产物，当不可信而《易经》起源说，带有附会之意至于创始于汉代说，则只是根据象棋局中“楚汉河界”所作出的臆断印度传来说更是缺乏确凿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