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脱离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

私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基本脱离了国家政府部门独立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打破“政教合一”的传统，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古代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教育类型。

总括而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自由讲学，各具特色。私学的创立者多为当世声望高卓的学术犬师，教学内容、方法、原则均由自己拟定、创新，教育观点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成一家之言，便可立为师门。《汉书·艺文志》记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道家讲求“清虚自守”，“君人南面之术”。阴阳家讲求天文历象；墨家贵俭、兼爱、尚同、非命，并重视应用科学技术的传授；而法家则以刑名之术，驯化学人。凡此种种，足见私学之一斑。

为诸家学派的基地。春秋战国时期较为著名的思想家，大都是聚徒讲学的教育大师，各私学大师均以己学为讲学的主要内容。《吕氏春秋·劝学》谓“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富贵，而争于道”。所言即是指此。私学成为诸家学派宣扬自己的主张、“辩其谈说”的论坛和基地。一般来说，某家学派的理论越具特色，社会声望越大，吸引的生徒也就越多，生徒越多，也就越能扩大该学派的影响。思想家与教育家合二为一，是这时期私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各大私学与各派学术思想的相互交融，将先秦“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推到了鼎盛阶段，而“百家争鸣”的学术论辩又大大提高了私学的教育水平。

是参议时政的论坛。私学大师们恪守自己的政治信条，描绘“治国安邦”的理想蓝图。他们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清议时弊，品评君主，设计未来。他们常常携其弟子不辞劳苦地周游列国，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如孔、墨、孟、荀等私学大师终身均以匡正时弊为念，这反映了当时的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特点。

以教士、养士为职能。春秋战国是一个需要智能，并产生智能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大小统治者都迫切感到用贤和得人的重要，《管子·霸言》总结这一形势：“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各国争士、养士蔚然成风。所谓“养士”，“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即招纳、供养士，以士为师友，让其发挥智囊的作用。率先用士养士的是齐桓公，他用管仲为相，养游士人，由于他善于养贤使能，便第一个登上了霸主的宝座。士在社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致使“入楚楚重，出齐齐轻”，“得士者昌，失士者亡”。战国中期，一些封君为自立门户，也不惜重金延揽天下名士。“养士”的盛行刺激了私学的扩展。许多平民把读书做士，视为跻身仕途的捷径，纷然投师从教。私学与“养士”形成了相互依托，相辅而行之势，甚至有时两者又合二为一，战国时期荀子就曾带徒依附于春申君门下，公孙龙带弟子充当平原君的宾客。这在当时均是依养士之门而立教的显例。

游学列国，进行学术传播和交流。私学有一特殊的活动——游学，这也是私学突出的特点。私学大师多率其众徒游学于列国，“上说下教”，以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孔子曾率弟子周游个诸侯国。孟子也是前呼后拥“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出齐入梁，游学列国。荀子本人是赵国人，多次率徒游学于齐、楚、赵之间。其他私学大师也多如此。游学活动的展开，活跃了学术空气，扩大了学术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学术交流，拓宽了弟子们的视野。

总之，私学的产生，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教育的一次重大改革，它带来了春秋战国文化的繁荣，对百家争鸣的出现，对历代私学的发展以及官学的改造，都有着深远影响。

稷下学宫